作者: 大卫·P ·戈德曼（DAVID P GOLDMAN）
新时代中国主导下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云变幻，新联合政府标志着以色列政治的正常化
耶路撒冷——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所组建的新政府绝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媒体所描绘的极端主义的表现。
西方媒体典型的错误报道是12月28日《世界报》(Le Monde)的断言，“新联盟政府让犹太极端分子和极端正统派占据了优先地位，他们计划削弱司法体系，扩大定居点。”
事实恰恰相反：新联盟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色列政治的正常化，即中东犹太国家的政治正常化。
以色列“新常态”可能会与中东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保持一致，特别是如果与沙特阿拉伯成功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成功的话。这种一致是该地区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在其中扮演配角。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成为了小角色。
两个全国性宗教政党在上届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功及其显著地位表明，以色列出现了寻求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解的犹太民族主义中心，这与在全球聚光灯下占据极大关注度的巴勒斯坦民族统一主义者所持有的激进完全不同。同时也表明，虽然美国拥有着仅次于以色列的世界第二大犹太人口，但以色列正与其渐行渐远。
近4年来，以色列共举行了五次全国选举，第五次选举似乎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持久的多数党联盟。内塔尼亚胡之前的几届政府依赖于世俗右翼(利库德集团)和极端正统宗教政党之间不稳定的联盟。这种安排本来就是不稳定的；哈雷迪派(亦称极端正统派)在很大程度上对犹太民族主义不感兴趣，只是为他们的群体游说以获取补贴。
据许多分析人士观察，此次选举中有部分极端正统派选民，尤其是哈雷迪派一些年轻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民族主义宗教政党。另外，追求法律和秩序的选民不再保持中立，因而使内塔尼亚胡获得了可靠且尽可能持久的多数党席位。
以色列每月恐怖主义事件数量
以色列选民将票转投给了那些坚称以色列将根据自身需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政党。比扎列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领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领导的“犹太力量党”支持率激增，主要是那些追求法律与秩序的选民的功劳。
十月份，也就是选举当月，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数量激增，当月死亡人数超400人。
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告诉我，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他们第一次把票投给了宗教民族主义者。本-格维尔将以国家安全部长的身份加强对以色列的警力。
哈马斯是加沙地带的统治实体，其宪章要求摧毁以色列国。而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重新上任美国伊朗问题特使职位，这或许能让哈马斯感到鼓舞。
2008年，因曾私自接触哈马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解雇了马利，但后来又重新召回并让其担任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首席协调员。
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只是用来制造麻烦。它唯一的策略就是在阿拉伯人中制造平民伤亡，以指责以色列侵犯人权。
仅在2021年5月，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恐怖分子就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的平民目标发射了4340多枚火箭弹。导致10名以色列人死亡，但许多火箭弹又回落到加沙境内，造成90多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死亡。
也就是说，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导弹袭击中每杀死一名以色列平民，就有十名阿拉伯平民死亡。哈马斯利用加沙平民作为人肉盾牌，也承认从学校和医院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为指控以色列侵犯人权，哈马斯最大限度地增加平民死亡，这让人想起亚拉姆语-意第绪语单词“chutzpah（虎刺怕，混不吝/放肆大胆）”的经典释义，即一个人杀死他的父母，然后以他是孤儿为由请求宽大处理。但这种把戏在美国政治左翼中也收获了一批同情的观众。
在一张档案照片中，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旅成员在加沙地带行进。图片来源：法新社/ 伊曼纽尔·杜南德（Emmanuel Dunand）
去年5月11日，以色列士兵突袭了约旦河西岸杰宁镇的一个哈马斯据点，一颗流弹打死了一名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哈（Shireen Abu Akleha）。
民主党左翼认为巴勒斯坦冲突与美国民权运动颇为相似，在其压力下，拜登政府于11月14日宣布，联邦调查局将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而此前他们曾保证不会进行调查。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去年5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尽管当时的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竭尽全力安抚美国政府，只有34%的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有66%)对以色列政府持积极态度。
第三世界各国政府下意识的反帝国主义让他们选择支持联合国大会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这份决议也因此获得了多数支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选择支持以色列或者放弃投票，对该决议的支持率也在不断下降。
然而，相比联合国大会决议投票，地区联盟的转变更为重要，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以色列。
严格来说，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穆斯林兄弟会是于1928年成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这个教派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组织结构的结合体。
过去，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伊斯兰政府曾支持过哈马斯，最明显的例子是2010年的“加沙救援船队”遭袭事件中土耳其提供的支持，当时该船队企图打破埃及和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的联合封锁。
土耳其还曾向哈马斯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提供庇护。这给阿拉伯海湾国家造成了压力，因为这些国家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阿拉伯君主制的威胁。
2016年，一场军官政变曾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最终失败。当时这位土耳其领导人谴责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对政变的支持。2018年以色列击退了来自加沙的袭击后，土耳其也撤回了驻耶路撒冷的大使。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图片来源：法新社/卡马奇·穆塔法
现在土耳其已经和以色列互换大使，也修复了与阿联酋的关系，据报道还驱逐了数十名哈马斯成员。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土耳其里拉2021年呈自由落体式贬值，2022年保持稳定，其萎靡的股市按美元计算整整翻了一倍，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
海湾国家的直接投资的确帮助了土耳其的发展，但中国对土耳其出口量的激增，及中国的贸易融资，或许才是土耳其经济局面逆转的最大推动力（正如我12月15日报道的那样）。
土耳其与以色列、海湾国家以及中国的重新结盟在该地区创造了一个新的安全架构。伊朗被边缘化，尤其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习主席于12月9日与海湾国家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支持该地区的恐怖活动。
以色列所有主要政党，包括国家宗教政党，都一致同意该国当前最紧迫的外交目标是与伊斯兰圣地守护者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与沙特王国的关系正常化将能够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建立和平。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自由派曾设想构建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中东安全架构，但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设想相反的是，土耳其在中国的经济支持下进入了中心位置。
为了能够换取救助以避免国内经济混乱，土耳其不得不放弃（或者至少是推迟）成为穆斯林世界中心的目标。而伊朗则像是个离群索居不合群的人，即使在中国面前也是如此。
两国方案引起了西方政府的极大关注，却并未被提上日程，其实这个方案从来就没有被提上过日程。哈马斯厌恶任何形式的犹太国家概念。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当局的法塔赫派虽然在名义上表示支持两国方案，但是实际上却是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
在2009年6月25日接受约旦日报《宪章报》的采访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首席谈判代表塞布·埃雷卡特（Saeb Erekat）曾表示，前利库德集团总理奥尔默特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供了相当于1967年所占领土100%的土地。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并不想要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国家。图片来源：法新社/亚历克斯·布兰登/普尔
阿巴斯不想建立他自己的国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以色列于2005年单方面撤出加沙，并让巴勒斯坦当局接管该地区，但哈马斯在2007年的一场暴力政变中又抢走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因而阿巴斯有理由担心约旦河西岸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其二，西方国家的补贴使巴勒斯坦当局获利丰厚。
在与巴勒斯坦当局进行了多年的“查理·布朗足球游戏式的博弈”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这个所谓的两国解决方案。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1%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概念，60%的以色列人持反对态度。
在古犹太王国的《圣经》中心地带朱迪亚，一位犹太定居社区的官员曾表示，国家宗教党派欢迎海湾国家出现在约旦河西岸，比如美化希伯伦大族长亚伯拉罕(Abraham)坟墓周围的地区。
这个地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是神圣的圣地，有一座清真寺和一座犹太教堂。
最初发表于亚洲时报
2023年1月3日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金晓坤 江筱梅
审校：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