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NAL的中国以色列研究主任Aryeh Tepper博士为美国塞法迪联合会编辑了《塞法迪思想月刊》，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该月刊上。
本文旨在纪念左韦·耶胡达（Zvi Yehuda）博士，他曾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及以色列耶胡达巴比伦犹太遗产中心研究所负责人。耶胡达博士同莫迪凯·本波拉特（Mordechai Ben-Porat）、什洛莫·希勒尔（Shlomo Hillel）、什穆埃尔·摩利（Shmuel Moreh）教授等人都是与该中心相关的“最后的‘守旧派’”。
美国塞法迪联合会出版的《赛法迪思想月刊》（Sephardi Ideas Monthly）会连载一系列的文章和采访，这些文章和采访来源于塞法迪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文化世界，每月发送到读者的收件箱。
上个月，该刊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文章，探索19世纪和20世纪南亚和东亚的犹太人生活，介绍了王达维（Dawei Wang）的优秀文章：《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本月，我们将进入21世纪，从时间和空间多维度来观察亚洲犹太人的生活。王达维是一名驻伦敦的中国自由记者，在牛津大学获得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学位，他曾深入研究南亚和东亚的巴格达犹太人的生活。王的观点和经历与他深入研究的巴格达犹太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将巴格达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作为个人榜样。在我们的讨论中，王和我们谈到反埃尔多安政变期间的伊斯坦布尔，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初激励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方式，提倡“在评价殖民主义时采用更全面的视角”，并在全面考虑鸦片问题后得出结论：保障全球化未来的稳定，促进作为全球化价值基础的思想交流，需要具备伦理维度。
下个月的《塞法迪思想月刊》将拓展我们的系列，聚焦新加坡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国家，它也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并专访新加坡犹太福利委员会主席兼本杰明控股有限公司（FJ Benjamin）主席纳什·本杰明（Nash Benjamin）先生。本杰明是古老的巴格达犹太家族的后代;王达维和本杰明都从不同的角度清楚地阐明，巴格达犹太人在亚洲的生活给各社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塞法迪思想月刊：感谢达维抽出时间与我们交流。上个月，《塞法迪思想月刊》刊登了您在牛津大学的硕士论文《从犹太复国主义到自治：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From Zionism to Self-Rule: Singapore’s Baghdadi Jews)中的一篇经过修订的章节。然而，我们往回追溯，注意到你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至少在高中阶段是在中国，很自然地就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去调查和研究巴格达犹太人。请追述一下你是如何从中国到牛津大学，进而踏上研究东亚巴格达犹太人的物质和文化之旅的。也许你可以先说说你的背景。你在哪里出生，在中国的家是什么样的？之后，你是如何在美国度过高中和大学时光，后来又去土耳其，在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期间求学的呢?
达维：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发表我的论文，并邀请我成为《塞法迪思想月刊》的一员。我在武汉度过了童年，一些读者可能对这座著名城市比较熟悉。我有幸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大学里学的是西方艺术，在职业生涯中，主要是担任一家景观建筑公司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我母亲在当地一所高中教英语。他们都在不断地学习，尤其是我的父亲，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位出版作家。
王达维
在成长过程中，我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全球历史以及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兴趣。我渴望与世界接轨，但武汉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还只是一个省会城市，不像上海、北京和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我父亲还担心，传统的中国高中教育强调死记硬背和考试成绩，会扼杀我的好奇心。因此，他决定送我去美国读寄宿学校，让我在那里自由地探索我的兴趣领域。所以我在阿拉巴马州的一所预科学校学习三年后，进入美国西北大学学习世界历史和西方古典文学。
大一时，我曾选修过拜占庭艺术这门课，了解到了很多有关君士坦丁堡建筑的知识。拜占庭艺术的美丽和新颖深深吸引了我，为此我决定参加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的暑期学校。
赛法迪思想月刊: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际大都市，地处位于动荡的中东边缘且政治分歧严重的国家。在伊斯坦布尔的这段经历对你的兴趣和之后的学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达维:2016年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夏天可以说给我带来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当时土耳其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意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统治。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不顾大学的警告走上了街头，看到总统的支持者们朝着坦克游行前进，那时数架F-16战斗机从天空中划过，它们飞得很低，似乎就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当时我还是一个只在东亚和美国生活过的中国孩子，一直处在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所以那次的经历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和不可思议。我心想:“中东真的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地方，这种事情在我的家乡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正因如此，我一回到美国就决定一边进行古典研究，一边进行中东研究。我在西北大学卡塔尔校区进行学期交换时学习了阿拉伯语。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参加了阿曼、约旦和以色列的学术课程，在希伯来大学呆了两周。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在2019年时申请了中东历史研究生，并被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录取。我最后选择了牛津大学，于2021年获得了现代中东研究硕士学位。
至于我论文题目的选择，那还得提到去牛津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在上海外滩漫步时，走进了河边一座著名的历史建筑，也就是费尔蒙和平饭店的大厅。让我意外的是，这家酒店竟是一个名叫维克多·沙逊的巴格达犹太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建造的。
这一发现激起了我对殖民时期亚洲巴格达犹太商人跨国网络的好奇心，而这最终也成为了我论文的主题。令我感到惊喜的是，我研究的越多，就越发现其实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有很多相似之处。
赛法迪思想月刊:那太棒了，请多和我们分享一点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一名在中国长大、在美国生活多年、还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年轻人，你在哪些方面认为自己和东亚的巴格达犹太人有共同点呢?
达维:巴格达犹太人和我可以说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沙逊一家和其他巴格达犹太人家庭来自中东，之后来到了中国。而我，生长在中国，后又去了中东进行探索。《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是殖民时期上海著名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当我翻阅这份报纸时，我发现这些流散于海外的巴格达犹太人都十分博学，见多识广，且有着极强的求知欲。他们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公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历史上重要的群体如此感兴趣并极为尊重。
塞法迪思想月刊:所以你和巴格达犹太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你跨文化、开放的视角与后殖民研究的成果背道而驰。这点也很有趣。你似乎在暗示大家，在审视殖民历史时，如果想要对历史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解读，就必须要考虑殖民统治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贡献。
达维:的确如此。透过巴格达犹太人来审视殖民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传统的英国殖民主义史学兴起于反殖民运动期间，已经得到了当前学术界的认可，它主要关注英国殖民统治的消极面。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善与恶的问题，而英国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化就是一种恶。
尽管这些批判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必须记住，就像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殖民主义并不是非黑即白。相比于草率地形成所谓的道德判断，我们更应该采用更全面的视角来评价殖民主义，既考察殖民历史的积极方面，又考察其消极的方面。
例如，巴格达犹太人就曾受益于英国对少数族裔的保护。当他们的伊拉克同胞在亲纳粹政府的大屠杀浪潮中遭到迫害，并逐渐被剥夺公民权利时，在上海和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由于英国的统治或影响，得以在一个没有反犹暴力的安全环境中生存发展，可以自由地开展业务和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还有其他少数族裔也在英国统治下得到了类似的保护，如马来半岛上的华裔。
再者，英国的殖民统治不仅保护了少数族裔，还为逃离当权者迫害的众多革命分子和亡命之徒提供了庇护。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由新加坡和香港向海外华人寻求帮助，筹集革命资金，推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1911年民主革命进程。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创始成员，都曾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多年，在法租界的保护下，他们顺利躲过了蒋介石秘密派遣警察的迫害。从上述两种情况来看，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袖虽然破坏了当时的地方秩序，但其矛头并未直接指向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并未对其政治活动施加干涉。当然，对于那些胆敢用实际行动挑战英国殖民统治的人，英国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又者，英国的殖民统治将世界联系起来，促进了各国间思想的交流。上海两租界拥有亚洲最活跃的报纸出版业，这并非巧合。其中，由巴格达裔犹太复国主义商人埃兹拉(N.E.B. Ezra)在上海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以色列信使报》，是苏伊士以东发行量最大的犹太期刊，在巴格达、孟买、仰光、新加坡和上海都有众多订阅者。犹太社群成员位于全国各地，他们将报纸上的社会专栏作为公告栏，并依托观点专栏探讨有关世界犹太社群的重要话题。
中文媒体在上海同样十分活跃。现代中国90%以上的报纸和出版社都设在上海租界，来自中文界的顶尖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讨论新思想和全球现象。在同一时期，除巴格达犹太媒体和中文媒体外，上海还出现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俄语等几十种语言所编纂的出版物，满足了这座城市多语言居民的需求。回首过去，“上海爵士时代”的成就确实相当了不起。
我所提到的这些例子并不是想说明，要想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殖民统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必由之路。相反，我想表达的是殖民统治在不同地区和社群间有着显著差异。虽然我们可以就殖民统治问题自由做出道德判断，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现实要复杂的多。
塞法迪思想月刊:您来自中国家庭，在中国长大，也在美国、欧洲和中东生活和学习过，据您所述，您认为自己和亚洲巴格达犹太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有什么能够向上海的巴格达犹太人学习的呢?
达维:在中国民族主义形成阶段，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贡献常常被忽视。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成功视为动力，激励着他们前进。
在给《以色列信使报》巴格达裔犹太人主编埃兹拉的信中，孙中山先生明确表明了中国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以及对犹太人民真诚的钦佩。
孙中山先生书信扫描图(图片由王达维提供)
中国曾经多次遭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结果却不堪一击，因而孙中山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发展中国民族主义的典范和灵感来源。知识分子对犹太复国主义持积极态度，部分也是由于中国学界对“犹太民族”的普遍赞赏。胡适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认为犹太民族是“勇敢向上”的“优越高智力民族”，值得中华民族效仿。与胡适同时代的俞颂华认为，犹太民族是“重拾‘中华民族’特质的学习典范”。
孙先生去世后，埃兹拉主编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总统收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邀请，邀请他们参加孙先生在南京的葬礼。据悉，两人是唯一不代表主权国家的外宾。犹太复国主义旗帜也与其他国家国旗一起竖立在上海扶轮社前。
塞法迪思想月刊:这些联系十分有趣，的确值得更深入的探索。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那就是鸦片贸易是如何卷入其中的?毕竟，沙逊家族在鸦片贸易中狠狠赚了一大笔钱。
达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弄明白鸦片战争这个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对历史背景进行细致了解。沙逊家族和绝大多数亚洲巴格达犹太人确实参与了鸦片贸易，但也要注意，他们并不是这场贸易中唯一的参与者。
在殖民时期，许多不同群体参与了鸦片销售，包括种植鸦片的印度农民，沙逊家族的竞争对手，如怡和和太古等英国中间商公司，以及与外国人合作加快鸦片分销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与依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跨国企业一样，鸦片行业涉及众多参与者，而巴格达犹太人只是其中一员。
我们不应对鸦片贸易采取特殊对待，而应将其视为全球化的悲剧后果，如同我们将发展中国家环境退化归咎于跨国公司快速扩张一样。这两者都是在全球化市场中，个人和机构优先考虑利润而非基本道德原则的结果。
我认为鸦片销售本质上并不存在问题。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鸦片在英国国内甚至是合法商品，在药房中便可以买到。但是，例如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枪口胁迫下鸦片输入的行径违反了人类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这并非是不可挽回的“罪过”，而是全球化背景下巨大权力和自由的滥用。例如，沙逊家族依靠他们在英国政府的关系来游说，反对拟议的反鸦片法规，尽管与英国公众舆论背道而驰，鸦片贸易仍延长存在了20年。
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使得反殖民运动不断，最终导致大英帝国的分裂以及它所倡导的全球化的瓦解。沙逊家族的命运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其倒台就是这一进程的结果。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势头强劲，面对各种挑战，沙逊家族和大英帝国的教训必须牢记在心。
塞法迪思想月刊：请解释您想通过更合乎道德的全球化这一概念传达什么；我们在谈论的实践立脚点是什么？在您看来，中国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达维：要想全球化更合乎道德，当今世界秩序的受益者们应认识到，“不加制约”的全球化，也就是在不受基本道德约束下追逐利润，会威胁他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受益者们还需立足于自身生活的社会，深入了解身边的普通人，并对他们保有同情。
要实现更合乎道德的全球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为更多人提供进入全球化市场并从中获益的机会，加强他们与全球化利害的相关性。从英国殖民经验可见，沙逊家族这样的受益者只在少数。殖民地中的普通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而且往往因为种族而遭受剥削和歧视。这些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并最终导致了全球秩序的瓦解。
尽管全球化存在这些负面影响，但它也带来了极大益处。除物质繁荣外，全球化还促进了思想的自由交流。例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国领导人在上海的交流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而中方的宽容和支持态度则促进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东方的筹款工作。
作为现代中国公民，我们大多数人都受益于全球化，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思想上。如果我们想在全球化世界中立足，就应意识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与思想的自由交流保紧密相关。要想只实现贸易自由交流，而不允许思想自由交流，这将举步维艰，且代价不菲。 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毕竟，现代中国是全球化的产物。要想保住这一成果，就必须完全接纳这个紧密连接的世界。
在全球化世界中，巴格达犹太人给众多参与者提供了典范。他们珍视传统，积极参与犹太民族有关的重要事务，同时活跃在国际化舞台中央。他们即所谓的“根植世界主义者”，植根于其犹太身份，却仍然拥抱全球化浪潮。我希望有更多人从巴格达犹太人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启发，在全球化世界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王宇昕、江筱梅、金晓坤、柳无迪
审校：关媛